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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11集团军总司令，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徐州会战的战略部署。
1938年3～4月间，李品仙令第31军在津浦路南段打击日寇，将津浦路南段截成数段，围歼孤立之敌。日寇在北进中已先后损失2000余兵力、战车百余辆。
由于李品仙在津浦路南段正面战场，以防御战拖住了北上之日寇，延缓了日寇南北对进会攻徐州的计划，从而为李宗仁集中第五战区主力在鲁南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寇创造了有利条件，取得了歼灭日本华北方面精锐部队矾谷、板垣主力一万余人的大捷。
1938年6月下旬，李品仙被任命为武汉防卫军第四兵团司令，下辖6个军14个师1个旅，担负大别山及其以南地区的防守任务。
他上任后，即亲率一班卫兵，不顾敌机轰炸，前往黄梅前线视察，途中其座车遭日机轰炸，幸亏他提前一步下车躲避而幸免于难。
1939年4月，日军集中四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发起随枣会战。李品仙协助李宗仁参加战役的具体指挥，亲自率左集团三个军防守桐柏山、大洪山一带。
5月7日，日军陷枣阳，接着又分兵攻新野、唐河、南阳，第五战区乘日军后方补给中断，全力反攻，歼敌3万余人，迫使日军撤退。
李品仙在这次战役中，指挥防守桐柏山、大洪山的部队，从南北两面切断了敌人的后方联络线。
战后，国民党中央统帅部为表彰李品仙在随枣战役中的功绩，特颁授干城勋章一枚，以示奖励。
这个人虽然在抗战中抗击日寇有功，可也残杀过共产党，并且是一个臭名昭着的死硬反共分子。
1927年6月27日，汪精卫向武汉卫戍司令部秘密下达“清共”的命令，李品仙奉命立即指挥军警人员分别出动搜捕共产党员，查封中国共产党机关，解散汉口总工会及农会，收缴湖北总工会纠察队的武器，并将前苏联顾问集中看管准备遣送出境。
李品仙纵容部下在武汉大批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制造白色恐怖。
1939年11月，李品仙接任Ah省政府主席，并担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国民党Ah省党部主任委员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1月8日，李品仙走马上任，即与cc系合流，迫不及待地指使随其上任的国民党Ah省党部委员杨绩荪等人在《皖报》上抛出反动文章，制造舆论，迫害由朱蕴山、章乃器等着名人士倡议成立、共产党员积极参加的Ah统战组织“动委会”。
李品仙还亲自出马，于2月1日发表《告动员工作同志书》，下令调全省动委会全体工作团队和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到立煌“受训”，企图一网打尽。
2月中旬，李品仙在立煌主持召开Ah党政整建大会，通过由其亲自拟订、旨在“清除潜伏机关、部队、学校内从事捣乱，分化抗战力量的异党分子”，“建立坚强的行政组织系统”的《敌后党政整建纲要草案》，强迫军事、行政、教育人员及高中学生必须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
在组织上，李品仙打出“改造省政府机构”的幌子，一面设置党政军总办公厅总揽大权，清洗上层进步分子，一面向省以下各级行政机构开刀，调换各县进步县长，通缉在皖东北与中共合作抗日的第六行政区专员盛子瑾，又相继撤换了第一行政区专员张节、第七行政区专员许道勋、皖南行政公署主任戴戟等人职务。
在军事上，李品仙排斥异己，下令取消Ah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撤销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在淮北合作抗日的皖北第十二联防指挥官兼Ah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指挥余亚农的职务，并下令桂系正规军讨伐余部。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布置兵力，调动军队向东进攻新四军张云逸、罗炳辉部，向西进攻豫鄂边区新四军李先念部，企图挑起大规模武装摩擦事件。
他派主力一部配合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和第五区专员李本一，分三路进攻驻皖东定远县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他撕毁廖磊原来与叶挺、张云逸谈判达成的协议，下令所部进驻皖中无为县，切断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系。
他在无为江岸无理扣押从皖南送往江北的新四军军饷7万元及奉调去皖东工作的新四军干部20余人，致使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曾昭铭以下干部全部被害。
此外，李品仙还指挥所部4000余人，向驻无为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突然袭击，使江北游击纵队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
这个人除了积极反共外，另一个遭万古骂名的就是他做了一次大盗墓贼。而所盗之墓就是李三古堆。